中国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如果没有六四，中国是否会顺利完成民主转型？

RCI | 中文：专栏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1989年6月3日，全副武装的军人和坦克冲破市民的拼死阻拦，分几路向北京市中心推进，6月4日凌晨到达天安门，武力清场。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抗议活动，因学生和市民付出的生命，以“六四事件”之名载入了历史（亦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加拿大华裔学者赖小刚认为，这次事件是中国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六四的枪声毁掉了中国领导人对自己的制度、政策和能力的信心，同时也使中国民众抛弃了理想主义。

赖小刚在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政治系和女王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到来之前接受了本台采访。

（此文已在6月3日和4日分为两部分发表，现略加改动后放入本台长篇报道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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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那一年出生的婴儿，现在已经进入而立之年。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六四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了解。在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上，1989年6月4日是一个被仔细抹去所有痕迹的不存在的日子。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当时的事在三十年后仍然清晰地刻在脑海里。赖小刚几乎记得从6月3日起每一个小时的情景。

他当时硕士毕业不到两年，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工作。他回忆说，6月4日那天清晨，他从电视里得知天安门已“清场完毕”。他冒着大雨骑车去到单位。一个同事告诉他：“机枪！打了一夜的机枪！”另一个同事悲愤之中向他吼道：“赖小刚，你还在这儿呆着干什么？你还不走？！ 你还这么年轻，你在这个国家呆着干什么？！”

当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个节目叫《午间半小时》。那天中午，这个节目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悲怆》的第四乐章。赖小刚说，这个乐章，他有十二年不敢再听。

相关链接：六四三十周年之际，加拿大记者Arthur Kent把他在1989年6月3日夜间到4日凌晨拍摄的视频整理成短片《六月黑夜》（Black Night In June）：

https://youtu.be/hA4iKSeij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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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六四不会移民

赖小刚说，六四对他来说是个“粉碎性的事件“。它摧毁了他的信念，使他无法在部队继续呆下去。多年后，当军科院的旧同事问他当时为什么非要走，他坦率地回答说，是因为六四。

当被问到是否对当年移民的决定感到后悔时，赖小刚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高兴的地方，也有亏欠的地方”。给他带来快乐的是学术。他刚到军科院时，心里的梦想就是去一个西方军事学院“进修一下”。来到加拿大以后，他不仅有了进修的机会，而且还能深造。他在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和女王大学毕业后，又去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后，所学正是他当年梦寐以求的东西，这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快乐。“这种学术上的境界和成就是在国内的学术环境和学术传统里不可能达到的。”

但是他同时也感到亏欠了自己的家庭，尤其是这些年来一直支持他的妻子和她的娘家。无法照顾父母也让他感到内疚。另外，他始终难以割舍战友情，回国时见到曾经“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昔日战友总是让他很高兴，以至于有时会想，当年是不是应该继续留在军科院？

所以他说，移民是不是后悔这个问题，他问过自己无数遍，却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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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是个没有赢家的悲剧

在他所在的军科院和国防大学，六四期间有两百多名老干部因心脏病发作住院，多少个家庭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或夫妻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赖小刚说，六四是个悲剧，是个流血的伤口。所有的人，邓小平，赵紫阳，学生，都是输家。军队也是输家，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军队并不想参与此事，后来也不把进京和开枪当成一件光彩的事。邓小平在六四后不久就要求不要说哪个部队开枪了哪个部队没开枪，因为“不利于部队之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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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小刚认为，开枪对邓小平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改革开放在六四发生前取得的成就是因为中国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使用武力势必造成巨大伤亡。在首都北京、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使用正规部队、使用坦克镇压平民，“这是说不通的。”中国的国际形象彻底改变，台湾统一也变得遥遥无期。接下来怎么办呢？

但是邓小平已经无路可退。赖小刚说，学生开始绝食以后（5月13日），几百万人上街游行，还要电视直播（恰逢戈尔巴乔夫访华，国际媒体齐聚北京）。到16、17号的时候，局势就已经“走到绝路上去了”。北京在5月19日宣布戒严。

1989年6月7日，北京街头巡逻的军人。(AP Photo/Terril Jones, File)

中共领导人越来越不安，最后发展到一个火星就能引起爆炸的程度。6月3日早上的一起车祸充当了这个火星。一辆武警的车在西三环上撞死了几个人。中共决策层认为学生和市民会拿这件事做文章，使北京局势甚至全国局势失控。赖小刚说，这起车祸促使中共最高领导人下了使用武力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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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六四事件中“拍皮球”？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赖小刚说，据他观察，每当学生们想回校上课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事情刺激他们，于是他们又上街了。“就像拍皮球一样，”皮球快要弹不起来的时候总有人在拍它。他说，三十年来，他一直在想这件事，但并没有找到答案，也没有资源去做专门的调查。但是他问过很多人，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抗议活动为阴谋推翻共产党的动乱。这个定性激起学生愤怒和对秋后算账的担心，次日爆发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2012年，赖小刚在胡佛研究所偶遇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封从德，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封回答说，确实有人在“拍皮球”。他认为是李鹏派系的人，目的是取代赵紫阳派系。但是他也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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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是中国离开正常轨道的始点，它的深远影响是所有参与者始料不及的

赖小刚说，六四对中国后来的深远影响，可能只有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预料到了，所以他拒绝下令让军队介入。他在后来的一份辩白书中说，一旦动用军队武力镇压，党和国家的形象将全部丧失。他无法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因此提出辞呈。

198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劝说他们撤离。他在六四后被撤销所有职务，并被软禁至2005年去世。(Xinhua via AP, File)

赖小刚说，在六四之前，中共领导人对自己的制度、政策和执掌国家政权的能力都充满了信心。六四之后，这种信心没有了。而对于公众来说，理想主义没有了。1989年之所以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是由于理想主义的推动。它源自文人士大夫的传统，是公众在金钱世界、世俗世界以外的精神追求。近百年来，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到后来的红卫兵运动，“四.五”运动和八十年代初的学潮，都是出自这种追求。

赖小刚认为，理想主义的消失或暂停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共产主义正是一种理想主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之上的。中共领导人决定动用军队镇压抗议，等于是消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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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的灵魂：执政合法性

赖小刚说，这是很可怕的。后来的对政权合法性的研究，正是因为要寻找新的“灵魂”。2004年，大陆学术界进行过一场大规模的关于如何提高新时期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研究。这场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是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二是提倡民族主义，第三是提倡儒家学说。

1989年6月5日的北京街头。(AP Photo/Jeff Widener, File)

但是，没有权力制衡的经济发展会衍生出腐败，而腐败会侵蚀政权的根基，带来更多的问题，最后演变成2012年的政治危机。提出民族主义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使中国大陆陷入一个双重陷阱：和邻国的关系，以及如何解释国共内战和蒋介石。提倡儒家学说等于是捡起自五四运动起就被抛弃的东西，“你如何解释你的社会革命呢？”

赖小刚认为，新的执政合法性是为了解决六四留下的后遗症，但它的支柱是和中共自己的历史相互不兼容的，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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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之后各级领导人开始“击鼓传花”

赖小刚说，六四之前，邓小平等人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新加坡。六四之后，中国领导人失去了这个信心，邓小平等人也年迈了。在他之后的领导人开始“击鼓传花”。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制度不可持续，但是都不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出事。“我在这个位置上面，我负责这段时间。以后的事情我不管，以后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了。”

习近平上台后似乎想改变这种模式，但是赖小刚对他是否能成功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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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游戏规则

赖小刚说，六四以前，中美关系是两国首脑之间的关系，六四之后，美国出现了三个参与者，变成了白宫、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共同处理中美关系。双方都没有很快意识到游戏规则的改变，虽然努力适应，但是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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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过后不久，美国总统布什就派他的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秘密访问北京。他受到了邓小平的热情接待。中美领导人都在尽最大努力想把关系恢复到六四以前的状态，但是却发现这不可能了。因为美国的参与者变了，国际背景也变了。

六四的发生正好和东欧国家共产党政权垮台相吻合。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改善建立在三个基础上，或者说三个相互期望上。北京要抗衡苏联，解决台湾问题和发展经济；美国也要抗衡苏联，找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并且希望通过中国的经济改革来改变中国，在中国实现民主化。

六四之后，苏联解体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已经不现实了，只剩下经济发展这一条。美国仍然希望通过经济改革来促进中国的变化。这就是大陆后来所说的“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赖小刚在分析中美关系时还提到，六四促进了中共保守势力的上升，致使邓小平不得不在1992年进行南巡讲话， 利用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把六四之后陷入停顿的经济改革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相关链接：BBC记者Kate Adie1989年6月3日到4日夜间的北京现场报道：

https://youtu.be/kMKvxJ-Js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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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绝不可能平反六四，因为这意味着它的政权垮台

每年的六四纪念日都有许多人呼吁平反六四。但是赖小刚说，中共不可能平反六四，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垮台。“如果六四平反，文革怎么办？文革怎么解释？再往前面追，大跃进怎么解释？再往前面追，内战怎么解释？再往前面追，共产党是什么人啊？一旦平反六四，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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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反六四，继续像目前这样走下去，能走得通吗？赖小刚说，习近平上台后选择了一种保守但是稳妥的强力方式来维持局势。就目前来说，这个方式还行之有效，但是五年、十年之后就不敢说了。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曾在2009年亚洲学会年会上预测说，中国由于制度的问题无法解决，未来七、八十年会因国内问题有巨大的麻烦。

三十年来，香港每年都在6月4日举行烛光守夜活动。(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赖小刚说，1949年，黄炎培（中国教育家，民盟创始人）曾问毛泽东：共产党胜利了，但能不能跳出王朝的“周期律”呢？他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不超过三百年，在二百年左右开始发生混乱的规律。毛泽东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这是因为共产党不同于封建统治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赖小刚认为，从六四后这三十年来看，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来看，这个断言似乎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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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六四，中国是否能顺利完成民主转型？

赖小刚的一个熟人对六四非常反感，因为他认为六四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节奏，使中国失去了一个完成民主转型的机会。赖小刚说，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六四前和六四后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六四后整个政治气氛从开放转为压抑。但是他还是不能同意这位熟人的看法。

这是因为，“这种开放的气氛并不能说明中国能够完成民主转型。”赖小刚说，他常在想，民主是不是上帝对西方国家的一种恩赐？以加拿大社会为例，它的基础结构有很多地方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政治学教科书上讲到民主制度，都会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氏族社会，那是现在的社区中心的源头。而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它没有基本的细胞和基因来支撑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引进民主制度会造成混乱。”

但是以现在的方式，现在的制度，等在前方的是王朝周期律的魔咒。赖小刚前面提到，六四之后，中国各级领导人心里都明白这个制度不可持续，因此开启了“击鼓传花”模式，即都不希望在自己任内出事，只要鼓声停下时花在别人手里就和自己没关系了。

赖小刚是悲观的。他没有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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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悲怆》，第4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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